http://jackxiang.com/index.php zh-cn http://jackxiang.com/post// jack <xdy108@126.com> Tue, 29 Sep 2009 16:16:50 +0000 http://jackxiang.com/post//     严陆光1935年7月生于北京，原籍浙江东阳。中国科学院院士，乌克兰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著名电工学家，宁波大学校长。1953至1954年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1959年毕业于前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电力系。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任研究员、所长。长期从事近代科学实验所需的特种装备的研制和电工新技术研究与开发工作，曾取得多项重要性成果，并在多个学术机构任职。1999年10月起，任宁波大学校长。

我1935年出生，小的时候的事情就不多说了。我想，从五十年代讲起，从五十年代到现在近半个世纪，这五十年大致分为五个阶段。五十年代是我的学生时代，在那时我念了高中，念了俄专(留苏预备部，为留学苏联做准备)，后来没出成国，在清华念了一年书，然后在俄罗斯莫斯科动力学院念了大学，1959年大学毕业。五十年代是我的学生时代——以大学为主的学生时代，也就是今天我和大家讲的黄金时代，这是第一个阶段。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第二个阶段。1959年我毕业回国，分配在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搞科技工作。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主要是在第一线做科学研究工作，担任课题组长，先后带领小组做两方面的研究：电感储能和托卡马克。当时是封闭状态，在和外界大体隔绝的情况下，自己奋斗，搞自己的科学技术。八十年代是第三个阶段。打倒了“四人帮”，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我担任研究室主任，带领一个研究室工作。那时候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走向世界，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做了一些工作。第四个阶段是九十年代。1988年我开始担任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所长一直到1999年，担任了十一年的所长职务，工作重心转向推进国家电工新技术的研究发展，这是主要的工作。另一方面1991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加入到科学院院士这个集体，参与一些与电工有关的国家重大科技问题的研讨。所以，这十年我除了搞一些第一线的科技工作以外，相当大的精力转向了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导工作。拿我自己以前的话讲是，前面三十年我主要做一些研究中具体的技术工作，后面十年主要精力投入组织研究员做工作，当然自己还有一小部分的科技工作，这就是第四个阶段。第五个阶段应该是九九年底，我到宁波大学担任我们这个学校的校长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五个阶段，阶段不同，要求不同，做的事不同，我的体会也不同。下面，我就把这几个阶段经历的最主要的事情和最主要的体会和同学们说一说。
    五十年代是我的学生时代。抗战时父亲带我们一家来到昆明，在那里我念完了初中。北京解放后，父亲从昆明回到北京，当时昆明还没有解放，1949年春，妈妈就带着我们经过香港回到了北京。开始在北京生活、学习。很幸运的是，我当时考上了河北省立北京高级中学，简称河北高中。这所学校在北京是很有名气的，在北京相当于宁波的效实中学的地位，当时北京有三所有名的高中，一个是师大附中，一个是北京四中，一个就是我就读的河北高中。河北高中是河北省的一所学校，它的学生主要是从河北省各个地方招来的，是一所相当好的学校。我在那儿念了三年的书，1952年毕业。
    毕业后又碰到一个很好的机遇。那时已实行统一高考，根据填报的志愿、考试成绩和实际需求，决定你录取到哪所学校。但是1952年出现一件很特殊的空前绝后的事情，国家决定直接从高考学生里按成绩录取两百到三百个学生进留苏预备班，地点在北京俄语专科学校。当时一个地区取六、七十个人，我高考成绩是华北地区的前十名左右，很幸运地录取到了留苏预备班学习一年。这一年是加速培养的一年，一方面要学习俄文，准备出国，另一方面还要进行严格的政治训练，学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同时对我们进行了严格的政治审查。那时我才十七岁，呆了一年，学习成绩还可以，政治学习也不错，问题出在我的家庭社会关系，当时我的姑父、叔叔在台湾，因为这个原因最后把我卡住了，说政治不合格，没让我出国。没出成国，但对我们还是很优待的，因为我们是凭成绩考进去的，因为各种原因出不了国，决定可以在国内挑任何大学任何专业就读。我选择了清华大学电机系。念完一年，又有机遇来了。我当时是因为政审没合格没出成国而进了清华，我有个哥哥比我大一岁，我们俩同时中学毕业，我考到留苏预备班，他考到北大物理系，结果我没出去，他在北大物理系由单位推荐又到了留苏预备班。我们向有关方面反映了情况，研究决定1954年我和我哥哥都出国，于是我就到了苏联。在莫斯科动力学院电力系学习，学发电、输电、配电，学制五年半。实际上我只念了四年半，插班到二年级，五九年春天就回国了，这就是我整个十年大概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是很幸运的，一步步走过来相当顺利。这十年回想起来感觉有些重要的事情，还是值得和同学们说一说的。说说这十年成长和成熟的阶段，对我一生影响比较大的，自己还一直记得的一些事。
    首先，我是1949年解放那年进入高中的。我们那个时候很重视政治思想教育，很重视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就是要懂得自己为什么活着，明确对人生的看法。那时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学习白求恩》，我们都要通读背诵。在人生观教育方面，我觉得收益比较大的是一直记得这么一句话。那时国家刚解放，什么事都学苏联的，我们也看很多苏联的小说或者电影。印象很深的是一本题为《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书，这本书是抗击法西斯时，一个叫卓娅的女孩子被法西斯杀害后她妈妈写的回忆录，很有教育意义，同学们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找来读一读。我印象最深的是书里卓娅所说的一句话，讲一个人为什么活着，她说，“一个人活着，应该要使别人更幸福”，就是说一个人活着，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别人能活得更好。这在当时是很加宣传的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是很有意义的，否则每个人为啥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这话很通俗，但很有意义，也就是你选择干什么不干什么，标准是对别人有没有好处。后来这些年考虑有些事情干不干的时候，我就首先想对大家有没有好处?这是做人的一个根本的方向。希望同学们成长、成熟过程中，重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正确的努力方向。
    第二，讲讲我们整个学习阶段应该有的学习态度。在学习阶段保持很高的求知欲，任何知识都学好，这样才能够打好基础，为以后攀登得更高做好充分的准备，这是学习应该有的原则。我们对知识要不挑不拣，只要是知识，只要你学得到，都应该去学去掌握。不要整天去想，这些东西我学了有没有用，这关系不大，今天没用，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用了。所以只要是人类的知识，，我都喜欢，都愿意了解，都愿意掌握。根据这个原则，所有规定学习的课程，我都努力去学，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文凭上印着“优秀毕业生”。怎样才称得上是“优秀毕业生”?当时课程实行的是五分制，三分及格，最好是五分，我在学校学习期间三、四十门课都拿了五分。这里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道理，只需要你热爱知识，给你知识，你就无条件接受。我们念书本身就不可能念到全部知识，教的东西就应该把它全部学好。除了课程以外，还应该培养自己各方面的兴趣，我当时对哲学，特别对逻辑学很感兴趣。我觉得逻辑能教会人思维，教会人想问题，怎么想是对的，怎么想是不对的，掌握它的方法。数学我也挺喜欢，养成了一个习惯，当烦躁不安的时候，就坐下来解个积分题，积下去了，所有烦恼都没了。应该说，会积分是种很好的思维能力的锻炼，你掌握了，一道题可以几分钟就解了，不掌握，有时几个小时，几天也解不出来。历史也很重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语言。我记得刚到莫斯科的时候，动力系主任接见我们，和中国同学聊天，给我们讲了很多学校的情况，最强调的是要求我们在留苏期间掌握好俄罗斯的文学语言。掌握语言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掌握文学语言，而不是那些庸俗的语言，这样的话，人的档次才会上去。所以我们刚到俄罗斯的时候，就花时间背普希金的诗，看高尔基的小说。总之，我们除了把课程学好之外，还应该有广泛的兴趣，不断地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同学们在打基础的时候，也要注意努力把基础打广打深，努力抓紧时间往前进，这非常重要。
    第三，读书不是唯一的，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做学问为了做事，但做事和读书又不是一回事，学生时代应努力把学习和可能参加的社会活动、社会工作结合起来。应该注意除了读书以外，多努力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做一些社会工作，这样对你的成长会有很大的好处。最主要的是能从中学会做事，锻炼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我在清华的一年担任了班长，到莫斯科那几年，担任了中国同学会主席。特别在清华那年，体会最深。清华一直注意培养学生能双肩挑的素质，学习好，又能搞社会工作。因为到社会后能发挥作用，光会读书不行，还必须会处理好各种各样的事情。虽然社会工作花的时间比别人多了一点，但得益还是很多的，最主要的是学会如何思考问题、处理问题，而不是只想自己。当班长也好，当学生会主席也好，你要考虑大家，单考虑自己不行，否则什么事也办不了，同时你还必须学会用正确的办法处理事情。锻炼是一点一滴的，好处也是很大的。
    我举一个例子，我那时担任中国同学会主席，有一年夏天我们中国同学组织起来到苏联集体农场去劳动，劳动完后，和苏联农民、青年有个联欢，决定晚上开跳舞会。地点就在我们作宿舍的那个大厅里，同学那时都是睡地铺的，将铺盖卷起来就可以开跳舞会。本来和苏联同学联欢是一件挺好的事，结果我们有两个同学不干，说要睡觉。别的同学做他们的思想工作，说这不行，中苏友谊还得讲。其中一个同学坚决说“不行”，就吵了起来。我去了，那个同学坚持说他要睡觉，我就想了个办法，大屋子开跳舞会，旁边有个小房间，让原来住的同学腾出来让给那两位同学，事情就这样解决了，舞会顺利进行。这样的事情还很多，事情虽小，但回过头来一看，从这些小事中就锻炼了自己的能力。所以，我非常主张同学们有余力的情况下，多做一些社会性的工作，多做些有益的工作，锻炼自己处理问题思考问题的能力，今后对你们的帮助会是很大的。
    求学时还有两件事，对我这一生影响比较大。我是学电的，搞电的比较有名的无非几个人，一个是法拉第，另外还有一个是爱迪生。爱迪生是个发明家，大家都知道后来他成了百万富翁。爱迪生一辈子的发明大概有几百个，非常多，但爱迪生在世的时候，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很好，有人说他不怎么样，反正各种各样的评论都有。我看过一本用俄文写的爱迪生传，扉页引用了爱迪生自己的一句话，翻译成中文是“一个人的价值决定于他所做成的事情，而不是别人的议论”。意思是你怎么说我不要紧，说我好也好，说我不好也好，这都不要紧，决定性的是你做成了什么事。这是爱迪生自己的体会，我想是真理。任何人过了一生，这一辈子究竟干了什么事，才是他的真正价值所在，至于今天说你好，明天说你一钱不值，各种各样的议论都不用去管它。后来我在几十年工作中碰到很多事情，常常想到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鼓励我们认认真真去做我们该做的事，不去计较很多别的事情。
    第二件事，同学们现在心里有没有偶像，有没有自己崇拜的人?我们那时候是有的，五十年代刚解放，从国内到苏联，我们崇拜斯大林，他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我五四年到莫斯科，斯大林五三年去世。我们到莫斯科后，和苏联同学住在一块儿，同屋有好多苏联同学给我们讲斯大林的很多故事，特别讲到五三年他去世的时候，莫斯科几乎整个城市的人都拥到了街头，悼念斯大林。据他们说，当时街头被挤死的就有上百人之多，我们现在讲这是个人崇拜，但是事实，表达了当时人民对斯大林的深厚感情。大概在1956年的时候，出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这在苏联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对我来说也是一样。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准备要到苏联留学，念斯大林的书比念毛泽东的书还多。我不知道同学们现在看不看斯大林的书，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几本，斯大林的话讲得非常通俗，很诱人，是个出色的演说家。由于看了不少书，所以我本身对斯大林还是挺尊重的。出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年轻人骂斯大林的很多，说斯大林是刽子手，有集中营，杀了不知多少人。我记得有一堂政治课，讲苏共党史，讲课的老师是个军人，退役下来教我们。苏联同学就和他辩论，说斯大林是刽子手，杀了好多人，这个老师是经过卫国战争的，挺冷静，他说，“同学们，你们坐下，我给你们分析分析”。他讲斯大林有两大功绩，一在苏联实现了工业化，二领导苏联打败了法西斯，这个功绩是苏联人会永远记得的。当然他杀了那么多人是犯了大错误，但可悲的是伟大的人物只能犯大错误，要么不犯错，犯起错来就是大错。同学们中间会有些人，今后做出很大的贡献，应该很好努力。与此同时，要非常谨慎的对待自己的缺点、弱点，避免犯大错误。
    讲以上回忆，就是要鼓励在座的同学们在学生时代要努力读书，掌握各种各样的知识，做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工作，逐步积累一些对自己一辈子工作学习干什么事都有用的经验。
    1959年从苏联毕业后回国，分配在中科院电工研究所工作。我们所1958年刚成立，我1959年去的。我们所长叫林心贤，是林则徐的嫡传后代，是个革命家，抗日时“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解放后成了我们所的所长。他对我非常好，因为他们年轻时由于抗日，没有太多精力投入到科学技术中，希望年青一代人能很好搞科学技术，所以在他的支持下，我很快当上了课题组组长。1960年时，我才二十五岁，根据国防需要，领导了一个组从事大能量电感储能装置和强脉冲电源装置的研制与实验工作。在六十年代前期，先后建成了105、106、107焦耳三个大能量电感储能装置，效果还不错。但是“文化大革命”来临，林所长因为运动冲击太大想不通，于1965年自杀了。1969年我还在合肥领导我们三十多人的小组建常温电感装置，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回北京参加运动。我就这样调回了北京，在工厂劳动了半年，然后在干校劳动了一年。劳动完回来后，查不出我有什么问题，就是有点修正主义，但是不能用了，就把我挂起来，挂了几年，没打成反革命，但也干不了工作。正好从莫斯科大学回来的物理学家陈春先，非常热心推动在国内搞托卡马克核聚变研究，搞了个方案，得到了支持，我们是老朋友，他就邀请我加盟，帮他搞工程。这样七十年代初起又领导了一个小组搞托卡马克的电气工程。那时自己在所里处境不好，但在外头别人还是看你能做一些事情，1975年意大利正在搞托卡马克研究，邀请我们参加调试，还去了意大利。所以，这二十年中我做了两件事，一是电感储能装置的研究，另一个是核聚变托卡马克的研究，带了两个组，前面是一个大组，后面是一个小组，中间去干校劳动了一年多，然后也闲过一段时间没事干，很简单就这么一个情况。
    现在回想起来这段时间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事，首先是让我明确了自己的努力方向。我刚回国分配到电工研究所工作时，我父亲当时在科学院管技术科学。他很有目的性地问我知识和学问有什么不同，对于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只讲他给我的结论。他认为：知识是人类对事物的认识，各种各样的知识应该是越多越好，有知识比没知识好，这是肯定的；但是学问不等于知识，学问是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说一个人有知识是说这个人知道很多东西，说有学问就是他能用知识解决很多问题。他说在学生时代，主要目的是获取知识，开始工作最主要是要把自己的知识变成学问，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并希望我努力把自己的知识用活，努力学会做事，把事情做好做大。父亲的话让我思考了很久，后来林所长所说的一番话对我的触动也很大。当时我的情况还算是比较特殊的，所刚成立人不多，我是留苏回来的大学毕业生，那时大学毕业生恐怕和现在博士差不多值钱，而且我还是个党员。林所长有一次专门找我们这些人开了一次会，问我们工作的目标是什么?林所长讲了几句话，他说我们是知识分子又是共产党员，可以不当所长，不当处长，但必须当科学家，这是培养你们的目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定向清楚，不管何时何地，都要努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把知识变成学问，用学问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我二十年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体会。当然，工作中感受到的体会还有很多。例如，我一工作就是课题组组长，工作起来开始比较费劲，后来有所改变，关键在于工作中必须学会从大家的角度考虑，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形成一个团结协调的集体。
    第二，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利用好时间干自己觉得该干同时又可能办到的事情，不虚度年华。我1969年到干校后，头脑里还满装着电感储能装置的建设问题，而干校只让我们参加农业劳动。后来，给了我们电工所小组一个架电线的任务，从镇上给干校拉十几公里十千伏的架空线，分配让我管这条线的采购，买电线杆、电线、金具等。我想这也挺好，我学了这么多年的发电、输电，还从来没有架过线。于是，认认真真地把它干完了，心里面觉得很好。从干校回来以后，也不给我事干，整天要上班，又没事，只有写大字报，或者聊天。老聊也觉得没味，就决定通读英文，不是念文法，而是念电工专业书、物理专业书。通读英文教科书以后，英文上来了。当时人家还笑我，说事都不让我干念英文有什么用?我想，我没事干，看英文总比聊天好吧。等到改革开放，到意大利、德国、日本、美国等地考察，到哪个地方我语言都没有障碍。所以说，在任何情况下，人都应该努力往上走，做你该做还可以做的事。
    第三，这二十年，各种各样的风浪相当多，特别是政治性的风浪，给人的打击很大。一个人要能受得住打击是很重要的，在任何打击下，你要坚持干自己的事，不能一打就垮，否则就没出息了。我曾经因为肝炎在疗养院里修养过一段日子，和我同屋住的是反右派以前中宣部的电影处处长钟惦裴。在反右派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现在看起来很普通的一个观点，就是说电影好不好要看票房，当时马上遭到了批判，被称作是“鼓吹票房价值论”。当时好像是江青直接把这件事报告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亲自把他打成的右派。我有幸和他住在同一个屋子里养病，我就和他聊天。我问他被打成右派后那段日子怎么过来的?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那有什么办法，把你打成右派，你只能当右派，在地上打滚也没有用”。听了那番话后，很为他的那种精神所感动。人不用整天计较那些曾经经受的打击，我们经历过很多，有可能还会继续经历，但是要坚持做自己的事。
    最后，还应该讲到，我当时带着一个组，把五号、六号电感储能装置搞了出来，又在合肥建七号装置，建了一半把我调到干校，然后就不让我去了，一直到改革开放八十年代才回去。有一件事，令我非常感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所里需要推选一个代表，推来推去最后把我推上去了。因为代表需要讲成果、贡献，查来查去，别人都讲不清楚有什么太重要的事，我起码有两个事，第一搞了电感储能装置，第二是托卡马克研究。当时我在所里境况并不好，但就因为这点，我被推选到全国科学大会上去了。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我们的电感储能装置被评为“全国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获奖人排名，经过民主讨论，仍将我排第一，令我深深感动。虽然有不公正的时候，但公道总在人心，要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事，只要你做的是好事，终究是有公道的。
    全国科学大会以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们这些人就好像翻身了一样，很快地有的当上了副研究员，有的当上了研究室主任，也很快地开始了与国际的交往，开始走向世界。后面这十年里，我领导了一个应用超导研究室，不仅自己搞工作，还组织四、五十人的一批同志做研究工作。当时，提出了一个口号“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在封闭状态下做科研工作，而是在世界大环境里，按世界的标准搞科研。世界标准和我们封闭时的标准不一样，世界标准讲求的是“学术水平”，讲“创造性”，讲你的“论文”，而封闭状态下只要你把事情做成了，有用就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又干了十年。在德国工作了一年多，日本工作了三、四个月，每年要出国二、三次，参加国际交流，这就是前面说的第三阶段。
    我想谈谈我们这一代对中国学术界、科技界的人走向世界的一些体会。第一，我和大家讲讲美国。1979年初，开完科学大会以后，我到了美国，在美国呆了大概二、三个月。当时，我们是三、四个人一起去的，参观他们的核聚变实验室，几乎走遍了整个美国。那次参观，给我的感受特别深，感受最深的是美国人向前看的精神。如果你和中国的知识分子交谈，他就和你讲“我是哪个大学毕业，什么时候拿了个博士，什么时候又发表了什么文章，什么时候又拿了什么奖”等等，对于他现在干什么、想干什么讲得很少，因为他不知道或者他现在没事干。到美国以后，那里的科技人员首先给你看他现在在干什么，然后讲他想干什么，至于你问他以前干过些什么，他就送你几篇文章。科学进步要往前走，不要留恋过去，要创新，要往前进，我觉得这种精神，对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特别重要，你不要留恋自己过去的成绩，要努力研究自己怎么往前走，怎样才能走上去。
    第二，我讲讲自己1983年在德国工作一年多的感受。德国和美国不一样，美国是一个自由世界，提倡自由平等，提倡个人奋斗，德国很讲纪律性，讲认真。德国人的准时是出了名的。我在莫斯科念书的时候，因为是中国同学会主席，有机会也参加别的国家同学会的活动。一次，德国同学请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我去了，早到了十分钟，发现屋里空空的，一个人也没有。到离开始时间还差两三分钟的时候，人一个接一个的来了，到预先确定的开始时间，人全到了。德国人的工作方法，也很有意思。我们什么事情搞不清楚的时候就思考，比如我掉了一根针，我就想这针掉在什么地方了，然后再去找。德国人不一样，他们不用这种办法，他就把这个地划成块，一格一格地找，最后一定找得着它，这就是德国人的作风。德国人的工业和德国人的精神，有很多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第三，1987年，我在日本待了一段时间，日本人给我的感觉是他们有很强的团结精神和爱国精神。举几个例子。我1987年去的日本，之前有一个日本人，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拿到了诺贝尔奖，当时由于我们是去访问，在各种场合，见了日本同行，总要客套一下，说祝贺你们那位科学家拿诺贝尔奖了。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但我得到的答复却出乎意料，几乎学界的所有日本人都说，那个奖不是属于日本的，那位科学家虽然是日本人，但奖是属于美国的，只有日本人在日本本土做出的成果，才算他们自己的奖。日本人内部的团结，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日本工作，发现他们不讲同事的坏话。他们说：“说人家坏不等于自己好，自己做好就行了。”进入到世界环境里，我们有很多可以而且该学的，我们要学好。我们走向世界以后，要把自己的科技水平提高上去，提高到国际水平，并注重出成果，出论文。
    1988年起，我担任了研究所所长。我们小时候都念过孔夫子的名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念书等于修身，你搞个组搞个集体，就等于齐家，到一个所组织大家干事的时候，就有点治国的味道了。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要求，当主任和课题组长时。主要组织与自己有关的科技人员做科技工作，到了所长这个职位，主要组织研究员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主要精力转到组织领导工作上，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慢慢适应了这个变化，其中有很多体会。一个感觉是，首先要把自己的位置摆对。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的一番话，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邓小平说他愿意为中国的科技事业发展当好后勤部长，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深受感动。我想，我当所长，一个中心任务也就是要给大家当好后勤部长。不要老想着去指挥别人，一个人指挥不了那么多事，你的任务就是要给大家创造好的条件，让大家能认真工作，大家越能工作，成绩越大，你的成绩也就越大，你自己多做一点少做一点具体的技术工作并不是最主要的。其次，在岗位上，要补充全面的知识，懂得大家讲什么。另外，还要有判断能力，支持正确的，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
    1991年，我被选为中科院院士。院士是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过系统的重大贡献的人。在院士这个集体里，我觉得自己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锻炼和教育。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我们进行过多次的院士选举，院士应该是在中国科学技术领域做出过系统的重大贡献的人，但是院士人数有限，中国科学院院士就六百多人，加上去世的恐怕还不到一千人，但是在中国科学技术领域做出过贡献的远不止这些人，所以谁能被选进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个机遇问题。机遇碰上了，你就选进来了，包括我自己。但在推选过程中，有一条原则是得到大家认同的，就是你可以有错误，但是不能有污点。我讲两件具体的事。有一位很好的同志竞选院士，成绩也很好，得过很多大奖。但当时他们单位有一封信，说他有些话讲得不实，要求我们调查。我参加了这个调查组，调查中发现一件事。这位同志参加了一个水变油的鉴定会，并签了字。虽然他说他很冤屈，哈尔滨工大的校长和党委书记是他的同学，他们请他去了，他也就糊里糊涂地签了字。调查完后，我们觉得这是个大事，就把情况如实地报告给了全体院士，结果他的命中率马上就下来了。还有一件事，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专家来竞选院士，大家也比较同意。结果，会上有位同志拿出一份材料来，说这个人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下头的注脚称这个人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有人说，他不知道，注脚是别人给他加的。我们就觉得不对了，不管如何，文章是印出来了，你不是学部委员却写上学部委员，就算你不知道，难道自己发表的文章连看都不看，于是支持率马上就下来了。所以说，错误人人都有，随时都会犯，但是不能有污点。能评上院士，可以说是达到了国家最高的学术地位，这批人可以说是“无所求，也就无所惧”了，于是敢于讲实话，不怕讲真话，这是院士这个集体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199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宁波大学，担任了校长。到现在为止，也已经有二年多了，对学校情况也慢慢地熟悉了。我从来没有搞过教育工作，来到这个学校以后的一些想法，也是根据自己以前的一些体会。我现在在学校里，主要提倡几件事情。第一，我提倡我们的领导和管理干部应该当好后勤部长。这么大的学校，有这么多的事情，不要老想着你去指挥什么事，你不可能指挥那么多事，你也不可能什么都懂，所以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为同学、教师提供比较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第二，我主张学校里最受尊重的人应该是教授这个群体。一个大学要办好，教授是应该最受尊重的群体，做不到这一点，这个大学永远办不好。当然，我讲的是群体，不是单指一个人，每个教授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整个群体应该是最受尊重的。第三，是对同学们而言的，你在学校四年，不管学的是哪种专业，除了要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学好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做人、做事、做学问，也就是我今天演讲的主题。第四，我们的领导班子，要致力于形成团结、凝聚、统一、协调的集体。期望通过大家共同努力，能不断提高质量、提高档次、提高地位，把宁波大学由教学为主的大学建设成为教学与科研并重型的大学。
    最后，我讲一个事情。去年夏天，在济南山东电视台纪念党的生日的晚会上，我有幸见到了电影演员谢芳。她是当时一位很有名的电影演员，演过《舞台姐妹》、《青春之歌》等等优秀的影片。看到谢芳，我就想到她在《舞台姐妹》中讲的两句话，“认认真真唱戏，清清白白做人”。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做人清白不清白是最重要的，“做事必须认真”，不认真你就做不成事，做学问我还是想讲老父亲的两句话“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做学问，要把科学搞上去，首先要敢于藐视前人，敢于做前人没做成的事，敢于好高骛远，但你最终要能做成事，还必须脚踏实地。针对我们的主题“做人、做事、做学问”，我要说几句话和同学们共勉，那就是“做人贵在清白；做事必须认真；做学问要：敢于好高骛远，善于实事求是”。
    谢谢!
    严陆光校长回答提问：
    问：有人提出，学习知识要朝高、精、尖方向发展，您却说要广而深，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究竟该怎么办?是朝高精尖，还是追求广而深?
    答：广而深是就知识而言的，知识是越深越好，从层次来讲，学问越深，你站得越高，但如果开口窄，挖下去的深度总是有限的，所以你必须把基础打得广，然后再朝深发展。这是一个总的要求，但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就很难说清楚。我觉得每个同学都应该有个目标，在你的学习阶段，应该把自己知识面、兴趣都打开来，然后想深就继续深下去。所谓“高、精、尖”和知识不是一回事，高精尖有时间的限制，今天高，明天可能就不是了。
    问：我们学校应该怎样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答：知名度的提高，靠大家共同努力。我想，一个学校知名不知名及位置的高低不能简单由某个机构的统计数据确定，从历史角度来看，判断任何大学的好坏，层次区分决定在于它的毕业生的人数以及质量，这个大学毕业的学生在整个国家知识界的位置，决定了这个大学的地位。我们宁波大学现在比较年轻，毕业的同学不是太多，质量也不算很高。所以，我们应该努力地提高我们毕业生的质量，要提高毕业生的质量，核心的是要把教师队伍建设好，因为同学们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靠教师来做指导。当然，我并不反对以各种各样的媒体手段宣传我们的学校，提高学校的知名度，但最根本的是要提高学校的教学质量，提高我们学生毕业时的质量。
    问：我听说上海浦东机场的磁悬浮铁路工程，是您建议我们朱镕基总理搞这样一个项目的，所以我们希望您能谈谈这个事情。
    答：大家知道，交通运输、客运几千年历史发展有一条红线，那就是不断地在提高速度，速度提高与人们旅行的距离、经济发展程度、客流量大小有关。铁路在中国是个主要的交通工具，铁路的速度也在不断地提高，从每小时几十公里到每小时三百五十公里。但再要有更大的提高有两大阻碍，一使用的是轮轨，有磨擦，二是供电需要，有受电弓，这两个限制，使速度只能提高到目前的水准。用磁悬浮，有两个优点：一可以不用轮轨，二可以把定子和转子分开来，转子搁在车上，供电线圈搁在地面上，在地面上供电。磁悬浮列车是和地面不接触的运载工具，它像飞机一样，只是和飞机不一样的是它不用带燃料。这个工具出来应该说是有划时代意义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证明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运行到五百到五百五十公里时速，现在已经成熟到可以投入使用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进展。我国的发展需要这个技术，我们建议应该搞，总理很支持。这个技术如果在中国实验室重新研究，时间太长，投资也很大，国外已经搞了几十年了，所以我们建议引入国外的技术，先在国内建一个试验运营线。很幸运，这条线得到了批准，现在正在建设，可能明年就可以运转。当然，这条线建成还不是目的，我们正在讨论把京沪线建成磁悬浮，这样意义更大，五百公里的速度等于飞机速度，北京到上海一千多公里三个半小时就到了，这么长的线如果建成的话，将带动整个技术实现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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