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氏管理法的三定律：
毛氏第一定律：只有政治反抗能量最小化之后，政权才有稳定的可能，行政管理和利益协调才有可靠的基础。这个定律的内容直接涉及到民众的生存权竞争，属于赤裸裸的阶级斗争范畴，所以也可以称之为“阶级斗争定律”。
毛氏第二定律：只有被管理者的离心力量，降低到一定程度之后，管理和规则才能够找到落实机会，这个定律的内容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紧密相关，所以第二定律也称为异化最小化定律。这一定律的实现机制通常要对精英阶层进行相对剥夺为前提条件，所以又可以称为“相对剥夺定律”，相对剥夺意味着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权力和利益未能实现最大化，公有化社会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往往结成亲密的“双头同盟”反对相对剥夺，要求建立一个两级社会，从而表现出强烈的“贵族造反能量”，结果引发毛泽东所称的路线斗争问题，所以，毛氏第二定律又可以成为“路线斗争定律”。
毛氏第三定律：在反抗能量和离心力量最小化之后，管理绩效的最大化必须走出常规化管理的局限，群众化的管理优于专业化的管理。党的绝对领导是反科层化的，按照其起源可以称为“三湾定律”，按照其所依靠的力量可以称为“人民英雄定律”。
毛氏第一定律：阶级斗争定律
毛氏第一定律，实质是统治阶级给不给被统治阶级多少出路，从而迫使被统治阶级冒着生命威胁起来反抗，这样的对抗性矛盾逻辑——统治阶级占据主导地位把被统治阶级赶上铤而走险的反抗道路，阶级斗争问题的关键是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意愿和反抗力量，取决于统治阶级本身，所以这个定律也可以称之为“阶级斗争定律”。
毛氏第一定律，实际上是对旧中国农村多数人口缺乏出路的体认，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间说：“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毛泽东业已观察到几万万农民中间所蕴含的政治反抗能量，这将抵消一切旧秩序的维持能量，能够埋葬一切旧势力。
此前，毛泽东通过典型调查，通过与一个佃农张连初的谈话，提炼出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他为一个一家三口的雇农家庭算一笔生产和生活帐，最终结论是：在没有水旱灾害和人畜疾病的好年景里，仍然是“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1]在调查中间发现一个雇农在正常年景里，都无法维持起码的生存条件，所以毛泽东认定革命是必然的。这次调查留给毛泽东的记忆非常深刻，在1964年的谈话中间他仍然记得这次调查的细节。
换言之，一个政权不能维护多数人的生存条件，反而与那种反对多数人生存的制度捆绑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政权必然要被推翻，革命必然会胜利。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投入革命而不是投入生产的意愿足够高，这一点恰恰不是革命者能够决定的，而是反革命和统治阶级直接维护的那种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
列宁的观察与此有所不同，他说：“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2]在列宁的说法中间，把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的力量和意愿也考虑进去了，这与俄国革命的经验紧密相关，俄国的统治阶级的支撑力量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被打垮，革命的成功与统治阶级的状况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列宁的思想中间很关心“统治阶级”，按照列宁的理解，统治阶级已经难于筹集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去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是革命成功的一个关键。而统治阶级自身往往并不认为维持政权是为了维护一个阶级的利益和地位，自认为是出于公心而担负起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结合列宁和观察角度和统治阶级自身的看法，可以把革命形势及其后的胜利定义为“管理破产定律”——对于统治阶级而言革命意味着不再需要由他们来承担“公共职能”。
毛泽东与列宁的区别，要从两国革命成功的不同道路中间去寻找，中国革命不是“震撼世界的十天”，而是经过二十多年的长期斗争，在农村根据地凝聚足够的力量把一个受到列强扶持的政权（这意味着统治阶级的维持力量大于国土范围所能积聚的最大力量，还叠加了海外统治阶级的输血）彻底推翻了，所以，毛泽东重点关注人民群众的力量凝聚方式和方法。与一般人把乡村社会的上等人看作是秩序和生产力的代表不同，毛泽东始终把目光盯住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大量穷苦人，把他们这些人人都瞧不起的人群看作是社会发展方向的代表，反过来把那些上等人看作是毫无积极意义的、对社会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的力量。根本原因乃在于农村社会结构的紧张和排斥多数人：“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3]
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接受的马克思和列宁理论，不是理论和结论本身，而是追问理论所由产生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说看马列观察和分析社会阶层及其态度的内在逻辑：“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原来农村不是平面的，而是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4]毛泽东始终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成为指导思想，而是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在思想后面特地加上了“基础”二字，意即要追溯马列主义之所生发出来的社会背景和认识论，而不是直接因袭现成的理论结论。
从毛氏第一定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核心线索：只有反抗能量最小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社会，而精英阶层任何激发反抗能量的政策和措施，都是不可持续的。他直到死都不相信那种让少数人高高在上的制度能够搞好建设，能够维护稳定：“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5]“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6]
如果把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逻辑概括为“反抗能量最小化定律”，显然，不管是革命时代还是建设时代的思想，就有了内在一致性。而反抗能量的上升，在毛泽东看来主要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造成的，有两句著名的语录很经典地传递了毛泽东这一思想：一句是“人愈穷，才愈要革命。”[7]第二句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对于革命为什么能够胜利，毛泽东的判定依据是农民群众的反抗能量很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间的政策、策略或者管理绩效问题，毛泽东一样执着地寻求一种反抗能量最小的模式。而如何才能做到反抗能量最小，就直接进入管理或者制度设计领域了，这是毛氏第二定律的内容。
毛氏第二定律：路线斗争定律
毛氏第二定律，只有扁平化管理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被管理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把管理绩效提升到专业化管理远远不能达到的高水平上。扁平化是指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相对均衡地分配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根据毛泽东领导红军在根据地时代的实践，经济利益的均衡分配主要是采取供给制的方式，而政治利益的均衡要通过“三大民主”（政治、经济和军事民主）来实现。后来在大庆经验中间，三大民主被重新定义为：“充分发扬政治、生产技术和经济民主。政治民主，主要是保证每个职工有向一切违反党的政策、法令的现象作斗争的权力，保证每个职工在一定的会议上有批评干部的权力。生产技术民主，主要是广泛地吸收工人参加生产技术管理，把群众管理和专业管理结合起来，经常发动群众讨论生产上的作业计划，讨论规章制度，讨论生产技术上的重大问题。经济民主，主要是工人参加经济核算活动，搞班组核算，管理食堂，讨论生活规划，讨论农副业生产分配方案等。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职工代表会议，五级三结合会议以及职工关于政治民主的“五项权利”，生产技术民主的‘五项职权’、‘五不施工’，生活管理上的‘四条权利’等制度和规定。”[8]
很显然，在毛泽东设计的管理方案中间，管理者的权力和利益都最小化了，这明显构成对管理精英的“相对剥夺”。所以，毛氏第二定律也可以称为“相对剥夺定律”。这种管理模式与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常规经验，都截然有别，实质上是井冈山革命时代进行的一种“统治方式革命”的结果。后来的宣传中间，按照马克思的口径改而强调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坚持缩小“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则是寻求扁平化规则制度化的一般性要求。因为要与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旧思想旧理念划清界限，所以，就成为一个文化革命，周总理是这样总结的：“文化革命的重要方面是知识分子队伍的社会主义改造。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是我们文化革命的目标。”“我们今后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和防止做官当老爷的倾向，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普通劳动者，与群众同甘苦、共呼吸，真正同群众打成一片。”[9]
马克思在分析私有制条件下工人劳动时说：“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10]这就构成一个恶性循环：劳动者由于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资本家就从外部强加一种压制性、侮辱性的强制手段来加以管理，结果更加强了工人的异化感受，导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对立。
而扁平化管理则最小化了劳动者的异化感受，从而有可能寻求一种在劳动者自觉纪律的基础上实现管理绩效的新路径。鞍钢宪法的推广，大庆经验中间劳动者自己创造的“三老四严”就是一种自觉的纪律，这样，对群众的动员而非监督控制就成为管理最主要的依托。以此而论，毛氏第二定律又可以按照马克思的异化分析，可以称之为“异化最小定律”。
那些执着于自身特权和利益不肯放弃的官员，就比较热衷于在管理中间搞物质刺激，不仅忽视了贫穷的中国物质诱因的稀缺性，而且是以损害被管理者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为代价的，这些人往往刻意去引导一种雇佣思想：“1956年11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时候，各级领导同志同群众生活的距离越短越好。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提倡同人民同甘共苦。特别是新工业区的领导干部，必须有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学生、工人住大楼，领导干部住草棚，这是对付学生、工人上大街闹事的好办法，同人民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艰苦奋斗是我们取得人心的政治资本。”“因为有官气，就引导群众为‘五大件’即为人民币而奋斗，如同国民党引导人们为法币、金圆券而奋斗一样。1956年所有制改造了，群众并没有感到彻底解放，情绪不满，气不顺。他们感到一层层的官压在他们头上，而官不是他们自己的人，他们是为官而工作的，所以就‘计件打冲锋，计时磨洋工’”。[11]
同时，这些人也往往偏爱强制性和镇压性的手段去对付老百姓，1957年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但是，讲话出来之后党外媒体很热情，而与权力精英关系紧密的党报则毫无反应，毛泽东在华东四省一市的高官会议上说很多高官“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完全不考虑群众的情绪和需要，从不想到要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并为之服务，而是“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毛泽东还说陈其通写那种简单生硬的棍子文章“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相抵触嘛。”[12]学霸口气和棍子作风，本身是由于党阀支持学阀的结果，是学阀主动代表党阀利益的发言，今天产生“铁三角”的利益同盟在1950年代就有明确的表现和公开的实践活动。由于正面的说服和号召未能起到作用，1958年毛泽东正式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从反面对于官僚垄断权力和拒绝深入群众的权力运用方式进行公开批判，《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一文的作者张春桥仍然受到当权派及其喉舌文人的群起围攻。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精英们紧密结构的“铁三角”（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三头同盟）在1950年代就已经以“双头同盟”（权力精英和喉舌精英的紧密结合，《五一六通知》称之为“党阀”和“学阀”的结合）的形式崭露头角，为他们的权力和利益最大化而反对一切不同意见了。为了捍卫扁平化管理模式，必须组织起劳动者的力量对付这个权力与喉舌文人的勾结，文革早期《十六条》正式提出——“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显然是一份向“双头同盟”的宣战书，鲜明地揭示了路线斗争定律的各个对象和领域，有的时候毛泽东也把路线斗争看做是新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内涵。
有些人格外喜欢强调规章制度的作用，强调管理层的强大权力及其对被管理者的有效控制，毛泽东是反过来看问题的：“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的性质总还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13]
毛氏第三定律：人民英雄定律
毛氏第三定律，干部群众化同时最大化群众对管理的参与，是毛氏管理法的绩效来源，仅仅依靠专业管理者的作用远远不能实现生产和力量动员的巨大潜力。以劳动者自觉的纪律代替自上而下的监督和控制，反对把上下级关系变成父子关系或者猫鼠关系，后两者都是政治异化的表现。这些实践体现在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的经验里，体现在解放军的“三八作风”中间。
作为一个一般性的特点，毛时代的管理中间，专业管理者的数量和质量（仅仅指技术培训和文化教育水平而言）是相对低的，但是在专职管理人员之外，还有大量的积极分子群体起到各种管理作用。这样，毛氏管理法中间，是专职管理者与积极分子团结联合起作用的模式，既然有大量的非专职管理者起作用，那么，管理起作用的机制也发生了变化——不再依赖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强制和监督，而是依靠“模范带头作用”。这个机制是从“三湾改编”的连队党小组开始的，党小组在基层管理中间起着“战斗堡垒作用”。
在工厂里面，共产党人的管理模式没有沿袭资本家时代完全依赖管理层对工人的强制手段，而是把“三湾改编”的经验，照搬了过来：“依靠工人阶级，在企业中采说就是依靠全体人员，而要达到依靠全体人员，首先必须依靠工人阶级中的觉悟分子、积极分子（这些人就是共产党员，工会会员和青年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并经过这些觉悟分子和积极分子去团结企业中的全体人员，作为企业领导极关的可靠的支柱。就是说要依靠党的组织、工会和青年团的组织。党的群众工作，基本上就是党如何领导工会和青年团的工作。”[14]
在农村建立有效的政权，中国历史上（实际上也是在一切农业社会里）是第一次，关键也在于以少数专职干部加上数量很大的“贫农团”积极分子群体的共同作用。到了1980年代之后，基层政权依靠积极分子的传统才被取消，一个老劳模吕玉兰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她深刻地看到了为何农村政权变得毫无执行力：“农村基层干部不敢抓政治思想工作；在新形势下不会做思想工作。因此，歪风邪气就上升了，危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就多起来了。……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贫农、老积极分子受孤立。有人说他们：年纪老大、思想僵化、没有文化、不懂四化。要改变农村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涣散软弱的状态，（老田按：实际上是胡耀邦控制的宣传部老是这么说）……各级党校要培农村政工干部，帮助他们在新形势下学做政治思想工作。三、要充分发挥老党员、老干部、老贫农、老积极分子的作用，依靠他们，信任他们，推动他们去做思想工作；四、推行生产责任制以后，要经常总结、交流、推广新时期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15]
毛泽东强调党领导、党指挥枪，本身是与行政管理中间自上而下的科层化管理模式相区别的另外一种模式，党的绝对领导并不是以书记代替行政首长那么简单，而是意味着对科层化管理方式最大限度的扬弃。这在红军时期就受到许多军官的反对，经过古田会议之后的整风运动，在红军中间实行的效果是：“团结、培养党的积极分子，也成为每个支部和党小组的一项经常工作。这一工作加强后，有时候任务紧急，来不及召开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只要召集党的积极分子一布置，他们便能立刻传达到每个战士，并带领大家迅速行动起来。批评与自我批评，被列为各级党的会议的经常议事日程。小组给党员分配工作，党员向小组长汇报，也做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样，每个大队就象一部巨大的机器，党的支部带动着党的小组，党的小组带幼着党员，党员带动着群众。拿握这部机器胜利运转的是党的支部。党支部真正成了大队的领导核心。”[16]
解放后，党组织无可奈何地科层化了，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再也不是党小组长了，所以，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需要寻找另外的实现方式。鞍钢宪法和大庆经验就是这样提出来的。但是积极分子团体承担管理职能，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社会学后果——非正式权威积聚于正式权威周围，共同在管理过程中间起作用，毛时代的公营企业中间不再存在非正式组织，这是与西方企业判然有别的现实。
专职管理人员只起引导作用，强制性管理手段最小化，积极分子作为专业管理人员的外围意味着非正式权威和正式权威一起起作用，这是毛时代管理的三大特点。建国后工厂里是通过积极分子团结工人，农村基层政权外围的积极分子群体始终要起很大的作用，党的绝对领导意味着科层化管理受到反科层化方式的最大替代。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党领导才是管理的新观念和新方法，否则，对于劳动者而言，命令来自党委书记和厂长并不构成任何差别。当然，毛氏管理法有些基础性的制度条件，如果没有公有制实际上就不可能实施干部群众化和党领导，很多私营企业实际上连名义上的党组织都是不容许存在的，科层化管理的单一命令链就是唯一的指挥系统。
在公有制条件下，刘xx和邓xx等人以为像苏联那样完全依赖专职干部和技术人员，让劳动者地位最低化，然后让管理层对被管理者更有效地施加压力，就能够提高效率，这是其国企改革的内在逻辑，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贯彻这一逻辑的。在这个决定执行十三年之后，1997年国企出现全局性亏损，实践检验的结果是这个正规化管理逻辑，彻底把国企搞垮了。然后就是朱镕基开始“低价甩卖”加上“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在农村解散人民公社，进行基层政权正规化建设，把农业技术服务功能进行市场化（人民公社“八大员”转化成“七粮八站”），结果导致“十几顶大盖帽吃一顶破草帽”，沉重的农民负担问题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稳定的最大隐患，2003年以后中央和省级财政不得不对县以下政权进行转移支付，同时严厉禁止向农民摊派和收费，结果是基层政权逐步瓦解，黑恶势力和基督邪教大量在农村地区滋生，有学者开始惊呼“村将不村”了。
毛泽东的三大定律，在党内遭遇到强大的反对派力量，而且在国际共运史中间也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同时也是中苏论战中间的核心主题。由于毛氏管理法（扁平化管理）受到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双头同盟”的长期反对（著名的“三家村”就是代表权力精英多数派发言反对扁平化管理的），所以，毛泽东希望依靠群众组织和力量去加以平衡，文革试验了这一设想，但是没有取得全部成功。根据毛泽东毕生的实践，人民心态的向背是革命成败的关键，而群众参与管理则有着两方面的价值：一是参与到具体的管理过程并改进管理本身的质量，二是以群众的觉悟和组织力量为依托去平衡“双头同盟”的反对能量。路线斗争定律和阶级斗争定律本身，就直接与人民英雄定律紧密相关。至于党内高层扁平化管理的反对派——“双头同盟”——的具体情况，就需要另外一篇文章来展开分析了。
二〇〇九年十月五日
毛氏第一定律：只有政治反抗能量最小化之后，政权才有稳定的可能，行政管理和利益协调才有可靠的基础。这个定律的内容直接涉及到民众的生存权竞争，属于赤裸裸的阶级斗争范畴，所以也可以称之为“阶级斗争定律”。
毛氏第二定律：只有被管理者的离心力量，降低到一定程度之后，管理和规则才能够找到落实机会，这个定律的内容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紧密相关，所以第二定律也称为异化最小化定律。这一定律的实现机制通常要对精英阶层进行相对剥夺为前提条件，所以又可以称为“相对剥夺定律”，相对剥夺意味着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权力和利益未能实现最大化，公有化社会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往往结成亲密的“双头同盟”反对相对剥夺，要求建立一个两级社会，从而表现出强烈的“贵族造反能量”，结果引发毛泽东所称的路线斗争问题，所以，毛氏第二定律又可以成为“路线斗争定律”。
毛氏第三定律：在反抗能量和离心力量最小化之后，管理绩效的最大化必须走出常规化管理的局限，群众化的管理优于专业化的管理。党的绝对领导是反科层化的，按照其起源可以称为“三湾定律”，按照其所依靠的力量可以称为“人民英雄定律”。
毛氏第一定律：阶级斗争定律
毛氏第一定律，实质是统治阶级给不给被统治阶级多少出路，从而迫使被统治阶级冒着生命威胁起来反抗，这样的对抗性矛盾逻辑——统治阶级占据主导地位把被统治阶级赶上铤而走险的反抗道路，阶级斗争问题的关键是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意愿和反抗力量，取决于统治阶级本身，所以这个定律也可以称之为“阶级斗争定律”。
毛氏第一定律，实际上是对旧中国农村多数人口缺乏出路的体认，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间说：“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毛泽东业已观察到几万万农民中间所蕴含的政治反抗能量，这将抵消一切旧秩序的维持能量，能够埋葬一切旧势力。
此前，毛泽东通过典型调查，通过与一个佃农张连初的谈话，提炼出一个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他为一个一家三口的雇农家庭算一笔生产和生活帐，最终结论是：在没有水旱灾害和人畜疾病的好年景里，仍然是“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1]在调查中间发现一个雇农在正常年景里，都无法维持起码的生存条件，所以毛泽东认定革命是必然的。这次调查留给毛泽东的记忆非常深刻，在1964年的谈话中间他仍然记得这次调查的细节。
换言之，一个政权不能维护多数人的生存条件，反而与那种反对多数人生存的制度捆绑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政权必然要被推翻，革命必然会胜利。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投入革命而不是投入生产的意愿足够高，这一点恰恰不是革命者能够决定的，而是反革命和统治阶级直接维护的那种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
列宁的观察与此有所不同，他说：“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2]在列宁的说法中间，把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的力量和意愿也考虑进去了，这与俄国革命的经验紧密相关，俄国的统治阶级的支撑力量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被打垮，革命的成功与统治阶级的状况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列宁的思想中间很关心“统治阶级”，按照列宁的理解，统治阶级已经难于筹集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去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是革命成功的一个关键。而统治阶级自身往往并不认为维持政权是为了维护一个阶级的利益和地位，自认为是出于公心而担负起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结合列宁和观察角度和统治阶级自身的看法，可以把革命形势及其后的胜利定义为“管理破产定律”——对于统治阶级而言革命意味着不再需要由他们来承担“公共职能”。
毛泽东与列宁的区别，要从两国革命成功的不同道路中间去寻找，中国革命不是“震撼世界的十天”，而是经过二十多年的长期斗争，在农村根据地凝聚足够的力量把一个受到列强扶持的政权（这意味着统治阶级的维持力量大于国土范围所能积聚的最大力量，还叠加了海外统治阶级的输血）彻底推翻了，所以，毛泽东重点关注人民群众的力量凝聚方式和方法。与一般人把乡村社会的上等人看作是秩序和生产力的代表不同，毛泽东始终把目光盯住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大量穷苦人，把他们这些人人都瞧不起的人群看作是社会发展方向的代表，反过来把那些上等人看作是毫无积极意义的、对社会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的力量。根本原因乃在于农村社会结构的紧张和排斥多数人：“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3]
在一定程度上，毛泽东接受的马克思和列宁理论，不是理论和结论本身，而是追问理论所由产生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说看马列观察和分析社会阶层及其态度的内在逻辑：“我们许多同志从平面看农村，不是立体地看农村，就是说，不懂得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后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才用阶级观点看农村。原来农村不是平面的，而是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有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之分。”[4]毛泽东始终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成为指导思想，而是说“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在思想后面特地加上了“基础”二字，意即要追溯马列主义之所生发出来的社会背景和认识论，而不是直接因袭现成的理论结论。
从毛氏第一定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核心线索：只有反抗能量最小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稳定的社会，而精英阶层任何激发反抗能量的政策和措施，都是不可持续的。他直到死都不相信那种让少数人高高在上的制度能够搞好建设，能够维护稳定：“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5]“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6]
如果把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逻辑概括为“反抗能量最小化定律”，显然，不管是革命时代还是建设时代的思想，就有了内在一致性。而反抗能量的上升，在毛泽东看来主要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造成的，有两句著名的语录很经典地传递了毛泽东这一思想：一句是“人愈穷，才愈要革命。”[7]第二句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对于革命为什么能够胜利，毛泽东的判定依据是农民群众的反抗能量很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间的政策、策略或者管理绩效问题，毛泽东一样执着地寻求一种反抗能量最小的模式。而如何才能做到反抗能量最小，就直接进入管理或者制度设计领域了，这是毛氏第二定律的内容。
毛氏第二定律：路线斗争定律
毛氏第二定律，只有扁平化管理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被管理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把管理绩效提升到专业化管理远远不能达到的高水平上。扁平化是指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相对均衡地分配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根据毛泽东领导红军在根据地时代的实践，经济利益的均衡分配主要是采取供给制的方式，而政治利益的均衡要通过“三大民主”（政治、经济和军事民主）来实现。后来在大庆经验中间，三大民主被重新定义为：“充分发扬政治、生产技术和经济民主。政治民主，主要是保证每个职工有向一切违反党的政策、法令的现象作斗争的权力，保证每个职工在一定的会议上有批评干部的权力。生产技术民主，主要是广泛地吸收工人参加生产技术管理，把群众管理和专业管理结合起来，经常发动群众讨论生产上的作业计划，讨论规章制度，讨论生产技术上的重大问题。经济民主，主要是工人参加经济核算活动，搞班组核算，管理食堂，讨论生活规划，讨论农副业生产分配方案等。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职工代表会议，五级三结合会议以及职工关于政治民主的“五项权利”，生产技术民主的‘五项职权’、‘五不施工’，生活管理上的‘四条权利’等制度和规定。”[8]
很显然，在毛泽东设计的管理方案中间，管理者的权力和利益都最小化了，这明显构成对管理精英的“相对剥夺”。所以，毛氏第二定律也可以称为“相对剥夺定律”。这种管理模式与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常规经验，都截然有别，实质上是井冈山革命时代进行的一种“统治方式革命”的结果。后来的宣传中间，按照马克思的口径改而强调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坚持缩小“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则是寻求扁平化规则制度化的一般性要求。因为要与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旧思想旧理念划清界限，所以，就成为一个文化革命，周总理是这样总结的：“文化革命的重要方面是知识分子队伍的社会主义改造。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是我们文化革命的目标。”“我们今后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和防止做官当老爷的倾向，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普通劳动者，与群众同甘苦、共呼吸，真正同群众打成一片。”[9]
马克思在分析私有制条件下工人劳动时说：“劳动的异己性完全表现在：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外在的劳动，人在其中使自己外化的劳动，是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的劳动。最后，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10]这就构成一个恶性循环：劳动者由于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资本家就从外部强加一种压制性、侮辱性的强制手段来加以管理，结果更加强了工人的异化感受，导致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对立。
而扁平化管理则最小化了劳动者的异化感受，从而有可能寻求一种在劳动者自觉纪律的基础上实现管理绩效的新路径。鞍钢宪法的推广，大庆经验中间劳动者自己创造的“三老四严”就是一种自觉的纪律，这样，对群众的动员而非监督控制就成为管理最主要的依托。以此而论，毛氏第二定律又可以按照马克思的异化分析，可以称之为“异化最小定律”。
那些执着于自身特权和利益不肯放弃的官员，就比较热衷于在管理中间搞物质刺激，不仅忽视了贫穷的中国物质诱因的稀缺性，而且是以损害被管理者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为代价的，这些人往往刻意去引导一种雇佣思想：“1956年11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说：……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困难的时候，各级领导同志同群众生活的距离越短越好。要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提倡同人民同甘共苦。特别是新工业区的领导干部，必须有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学生、工人住大楼，领导干部住草棚，这是对付学生、工人上大街闹事的好办法，同人民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艰苦奋斗是我们取得人心的政治资本。”“因为有官气，就引导群众为‘五大件’即为人民币而奋斗，如同国民党引导人们为法币、金圆券而奋斗一样。1956年所有制改造了，群众并没有感到彻底解放，情绪不满，气不顺。他们感到一层层的官压在他们头上，而官不是他们自己的人，他们是为官而工作的，所以就‘计件打冲锋，计时磨洋工’”。[11]
同时，这些人也往往偏爱强制性和镇压性的手段去对付老百姓，1957年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但是，讲话出来之后党外媒体很热情，而与权力精英关系紧密的党报则毫无反应，毛泽东在华东四省一市的高官会议上说很多高官“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完全不考虑群众的情绪和需要，从不想到要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并为之服务，而是“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毛泽东还说陈其通写那种简单生硬的棍子文章“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相抵触嘛。”[12]学霸口气和棍子作风，本身是由于党阀支持学阀的结果，是学阀主动代表党阀利益的发言，今天产生“铁三角”的利益同盟在1950年代就有明确的表现和公开的实践活动。由于正面的说服和号召未能起到作用，1958年毛泽东正式提出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从反面对于官僚垄断权力和拒绝深入群众的权力运用方式进行公开批判，《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一文的作者张春桥仍然受到当权派及其喉舌文人的群起围攻。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精英们紧密结构的“铁三角”（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三头同盟）在1950年代就已经以“双头同盟”（权力精英和喉舌精英的紧密结合，《五一六通知》称之为“党阀”和“学阀”的结合）的形式崭露头角，为他们的权力和利益最大化而反对一切不同意见了。为了捍卫扁平化管理模式，必须组织起劳动者的力量对付这个权力与喉舌文人的勾结，文革早期《十六条》正式提出——“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显然是一份向“双头同盟”的宣战书，鲜明地揭示了路线斗争定律的各个对象和领域，有的时候毛泽东也把路线斗争看做是新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内涵。
有些人格外喜欢强调规章制度的作用，强调管理层的强大权力及其对被管理者的有效控制，毛泽东是反过来看问题的：“所有制的变革，在一定时期内总是有底的，总是不能没有限度的。例如，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的性质总还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可是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13]
毛氏第三定律：人民英雄定律
毛氏第三定律，干部群众化同时最大化群众对管理的参与，是毛氏管理法的绩效来源，仅仅依靠专业管理者的作用远远不能实现生产和力量动员的巨大潜力。以劳动者自觉的纪律代替自上而下的监督和控制，反对把上下级关系变成父子关系或者猫鼠关系，后两者都是政治异化的表现。这些实践体现在工业学大庆和农业学大寨的经验里，体现在解放军的“三八作风”中间。
作为一个一般性的特点，毛时代的管理中间，专业管理者的数量和质量（仅仅指技术培训和文化教育水平而言）是相对低的，但是在专职管理人员之外，还有大量的积极分子群体起到各种管理作用。这样，毛氏管理法中间，是专职管理者与积极分子团结联合起作用的模式，既然有大量的非专职管理者起作用，那么，管理起作用的机制也发生了变化——不再依赖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强制和监督，而是依靠“模范带头作用”。这个机制是从“三湾改编”的连队党小组开始的，党小组在基层管理中间起着“战斗堡垒作用”。
在工厂里面，共产党人的管理模式没有沿袭资本家时代完全依赖管理层对工人的强制手段，而是把“三湾改编”的经验，照搬了过来：“依靠工人阶级，在企业中采说就是依靠全体人员，而要达到依靠全体人员，首先必须依靠工人阶级中的觉悟分子、积极分子（这些人就是共产党员，工会会员和青年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并经过这些觉悟分子和积极分子去团结企业中的全体人员，作为企业领导极关的可靠的支柱。就是说要依靠党的组织、工会和青年团的组织。党的群众工作，基本上就是党如何领导工会和青年团的工作。”[14]
在农村建立有效的政权，中国历史上（实际上也是在一切农业社会里）是第一次，关键也在于以少数专职干部加上数量很大的“贫农团”积极分子群体的共同作用。到了1980年代之后，基层政权依靠积极分子的传统才被取消，一个老劳模吕玉兰长期在农村基层工作，她深刻地看到了为何农村政权变得毫无执行力：“农村基层干部不敢抓政治思想工作；在新形势下不会做思想工作。因此，歪风邪气就上升了，危害国家利益的事情就多起来了。……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贫农、老积极分子受孤立。有人说他们：年纪老大、思想僵化、没有文化、不懂四化。要改变农村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涣散软弱的状态，（老田按：实际上是胡耀邦控制的宣传部老是这么说）……各级党校要培农村政工干部，帮助他们在新形势下学做政治思想工作。三、要充分发挥老党员、老干部、老贫农、老积极分子的作用，依靠他们，信任他们，推动他们去做思想工作；四、推行生产责任制以后，要经常总结、交流、推广新时期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15]
毛泽东强调党领导、党指挥枪，本身是与行政管理中间自上而下的科层化管理模式相区别的另外一种模式，党的绝对领导并不是以书记代替行政首长那么简单，而是意味着对科层化管理方式最大限度的扬弃。这在红军时期就受到许多军官的反对，经过古田会议之后的整风运动，在红军中间实行的效果是：“团结、培养党的积极分子，也成为每个支部和党小组的一项经常工作。这一工作加强后，有时候任务紧急，来不及召开支部大会和军人大会，只要召集党的积极分子一布置，他们便能立刻传达到每个战士，并带领大家迅速行动起来。批评与自我批评，被列为各级党的会议的经常议事日程。小组给党员分配工作，党员向小组长汇报，也做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样，每个大队就象一部巨大的机器，党的支部带动着党的小组，党的小组带幼着党员，党员带动着群众。拿握这部机器胜利运转的是党的支部。党支部真正成了大队的领导核心。”[16]
解放后，党组织无可奈何地科层化了，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再也不是党小组长了，所以，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需要寻找另外的实现方式。鞍钢宪法和大庆经验就是这样提出来的。但是积极分子团体承担管理职能，有一个非常巨大的社会学后果——非正式权威积聚于正式权威周围，共同在管理过程中间起作用，毛时代的公营企业中间不再存在非正式组织，这是与西方企业判然有别的现实。
专职管理人员只起引导作用，强制性管理手段最小化，积极分子作为专业管理人员的外围意味着非正式权威和正式权威一起起作用，这是毛时代管理的三大特点。建国后工厂里是通过积极分子团结工人，农村基层政权外围的积极分子群体始终要起很大的作用，党的绝对领导意味着科层化管理受到反科层化方式的最大替代。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党领导才是管理的新观念和新方法，否则，对于劳动者而言，命令来自党委书记和厂长并不构成任何差别。当然，毛氏管理法有些基础性的制度条件，如果没有公有制实际上就不可能实施干部群众化和党领导，很多私营企业实际上连名义上的党组织都是不容许存在的，科层化管理的单一命令链就是唯一的指挥系统。
在公有制条件下，刘xx和邓xx等人以为像苏联那样完全依赖专职干部和技术人员，让劳动者地位最低化，然后让管理层对被管理者更有效地施加压力，就能够提高效率，这是其国企改革的内在逻辑，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贯彻这一逻辑的。在这个决定执行十三年之后，1997年国企出现全局性亏损，实践检验的结果是这个正规化管理逻辑，彻底把国企搞垮了。然后就是朱镕基开始“低价甩卖”加上“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在农村解散人民公社，进行基层政权正规化建设，把农业技术服务功能进行市场化（人民公社“八大员”转化成“七粮八站”），结果导致“十几顶大盖帽吃一顶破草帽”，沉重的农民负担问题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稳定的最大隐患，2003年以后中央和省级财政不得不对县以下政权进行转移支付，同时严厉禁止向农民摊派和收费，结果是基层政权逐步瓦解，黑恶势力和基督邪教大量在农村地区滋生，有学者开始惊呼“村将不村”了。
毛泽东的三大定律，在党内遭遇到强大的反对派力量，而且在国际共运史中间也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同时也是中苏论战中间的核心主题。由于毛氏管理法（扁平化管理）受到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双头同盟”的长期反对（著名的“三家村”就是代表权力精英多数派发言反对扁平化管理的），所以，毛泽东希望依靠群众组织和力量去加以平衡，文革试验了这一设想，但是没有取得全部成功。根据毛泽东毕生的实践，人民心态的向背是革命成败的关键，而群众参与管理则有着两方面的价值：一是参与到具体的管理过程并改进管理本身的质量，二是以群众的觉悟和组织力量为依托去平衡“双头同盟”的反对能量。路线斗争定律和阶级斗争定律本身，就直接与人民英雄定律紧密相关。至于党内高层扁平化管理的反对派——“双头同盟”——的具体情况，就需要另外一篇文章来展开分析了。
二〇〇九年十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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